两年后，珍又怀孕了，生了一对龙凤胎。就在那年，温州全面取缔无照残疾车。我的车被查扣了半年多，不仅没了进账，反而要向城管罚交一天10块钱的“停车费”，被罚了1800多块钱。那是我最茫然、最无助的时候。

在最困难的时候，3岁的大女儿得了病，我连100块钱的医药费都拿不出，挺心酸的，可珍一句怨言都没有。

以前压力大了，我也会打打牌，赢点钱。可珍劝我说，别人都说我们在一起会受苦，我们自己一定要争气，要靠自己努力，不要去想别人的钱。后来，我就不太打牌了。

我们商量好了，就在民工聚集的城乡结合部开了个小店，前面是杂货，卖冷饮、零食，后面是卡拉OK，可以唱歌、喝茶，中间用一堵墙将前后隔开。因为有卡拉OK，才3块钱一首，生意还不错。有空的时候，我自己也唱唱卡拉OK。

有了孩子，她妈妈感觉我挺努力的，慢慢地就接受我们了。开店时，她还掏了两千块钱。

我们带着孩子开店开了两三年，卡拉OK设备坏了，没钱买新的，生意就不好了，开不下去了。我们把店搬回了老家，就开在家里，我看店，父母帮着照看孩子，珍为了多挣点钱就到杭州帮一个亲戚看了半年多的服装店。

在村子里开店，每天只能赚几块钱。特别是到了2003 年，大女儿恩倩上小学了。孩子是我们的希望，培养孩子要花很多的钱，而且家里还欠着债。我心里一直有种危机感，要是没点积蓄，万一家里有事就不妙了。我们又没什么资本，还是要趁年轻出去闯闯。我们将3个孩子放在老家，一起到永嘉县城一家福利厂打工。一个月500多块钱，除去生活费，只剩300来块钱。

穷则思变，我瞒着珍和两个残疾朋友凑了两千块钱，合伙买了音响、电子琴，开着残疾车去做流浪歌手。三人一起有个照应，还可以壮胆，主要都是我唱歌。开始出去，怕难为情，不敢唱，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们睡过凉亭，也住过漆黑的桥洞。后来，越唱胆子越大，我发现大家都很喜欢听我唱歌，就越来越自信了。唱了几个月，挣了几千块钱。回家时，我给珍买了新衣服。

珍心疼我，不想让我到外面唱歌。她说，宁愿我养着你，也不愿让你在外面受委屈。我说我在外面唱歌，是卖艺，不是乞讨，他们都喜欢我的歌，也理解我、支持我，还跟我交朋友。她开始不信，我就带她到温州的一个公园里唱了一场。那是夏天，很多人晚饭后出来散步溜达，我的歌声吸引了很多人，还有人送矿泉水，都说我唱得好。那回挣了几百块钱吧。珍也很开心，说只要我干自己开心的事就好。

后来，我做流浪歌手，一个人到过全国各地十几个城市。就是在那几年，我还清了家里借的高利贷。

我唱歌也有了一点点的小名气，县残联领导就推荐我去比赛。2005年，第一次参加浙江省首届残疾人歌手大赛，我一过去就拿了个二等奖回来。然后，就加入了省残疾人艺术团。后来还获得了全国残疾人文艺会演的银奖。我说自己唱得那么烂还能得奖，可珍比我还得意，说，你本来就唱得很好啊，不然，我怎么会嫁给你！

虽说这个艺术团是业余的，可我怕再出去唱歌对残联影响不好，就不去做流浪歌手了。

这之后，我和朋友合伙开过按摩店，也经营过残疾车。2010年6月，开始备战第八届全国残运会，我就放弃了卖残疾车的生意，投入到全封闭式训练中。运动队里，我是练得最辛苦的。是家人， 孩子、妻子，还有父母，他们就是我奋斗的动力。不管为了什么，就算为了他们，我一定去努力，去拼搏。在去年6月的残运会射箭比赛中，我获得了一银一铜两枚奖牌。在运动场上，我兴奋地打电话给珍，她高兴得说不出话来。10月19日，我参加了残运会闭幕式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