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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珍又怀孕了,生了一对龙凤胎。就在那年,温州全面取缔无照残疾车。我的车被查扣了半年多,不仅没了进账,反而要向城管罚交一天10块钱的“停车费”,被罚了1800多块钱。那是我最茫然、最无助的时候。
在最困难的时候,3岁的大女儿得了病,我连100块钱的医药费都拿不出,挺心酸的,可珍一句怨言都没有。
以前压力大了,我也会打打牌,赢点钱。可珍劝我说,别人都说我们在一起会受苦,我们自己一定要争气,要靠自己努力,不要去想别人的钱。后来,我就不太打牌了。
我们商量好了,就在民工聚集的城乡结合部开了个小店,前面是杂货,卖冷饮、零食,后面是卡拉OK,可以唱歌、喝茶,中间用一堵墙将前后隔开。因为有卡拉OK,才3块钱一首,生意还不错。有空的时候,我自己也唱唱卡拉OK。
有了孩子,她妈妈感觉我挺努力的,慢慢地就接受我们了。开店时,她还掏了两千块钱。
我们带着孩子开店开了两三年,卡拉OK设备坏了,没钱买新的,生意就不好了,开不下去了。我们把店搬回了老家,就开在家里,我看店,父母帮着照看孩子,珍为了多挣点钱就到杭州帮一个亲戚看了半年多的服装店。
在村子里开店,每天只能赚几块钱。特别是到了2003 年,大女儿恩倩上小学了。孩子是我们的希望,培养孩子要花很多的钱,而且家里还欠着债。我心里一直有种危机感,要是没点积蓄,万一家里有事就不妙了。我们又没什么资本,还是要趁年轻出去闯闯。我们将3个孩子放在老家,一起到永嘉县城一家福利厂打工。一个月500多块钱,除去生活费,只剩300来块钱。
穷则思变,我瞒着珍和两个残疾朋友凑了两千块钱,合伙买了音响、电子琴,开着残疾车去做流浪歌手。三人一起有个照应,还可以壮胆,主要都是我唱歌。开始出去,怕难为情,不敢唱,吃了上顿没下顿。我们睡过凉亭,也住过漆黑的桥洞。后来,越唱胆子越大,我发现大家都很喜欢听我唱歌,就越来越自信了。唱了几个月,挣了几千块钱。回家时,我给珍买了新衣服。
珍心疼我,不想让我到外面唱歌。她说,宁愿我养着你,也不愿让你在外面受委屈。我说我在外面唱歌,是卖艺,不是乞讨,他们都喜欢我的歌,也理解我、支持我,还跟我交朋友。她开始不信,我就带她到温州的一个公园里唱了一场。那是夏天,很多人晚饭后出来散步溜达,我的歌声吸引了很多人,还有人送矿泉水,都说我唱得好。那回挣了几百块钱吧。珍也很开心,说只要我干自己开心的事就好。
后来,我做流浪歌手,一个人到过全国各地十几个城市。就是在那几年,我还清了家里借的高利贷。
我唱歌也有了一点点的小名气,县残联领导就推荐我去比赛。2005年,第一次参加浙江省首届残疾人歌手大赛,我一过去就拿了个二等奖回来。然后,就加入了省残疾人艺术团。后来还获得了全国残疾人文艺会演的银奖。我说自己唱得那么烂还能得奖,可珍比我还得意,说,你本来就唱得很好啊,不然,我怎么会嫁给你!
虽说这个艺术团是业余的,可我怕再出去唱歌对残联影响不好,就不去做流浪歌手了。
这之后,我和朋友合伙开过按摩店,也经营过残疾车。2010年6月,开始备战第八届全国残运会,我就放弃了卖残疾车的生意,投入到全封闭式训练中。运动队里,我是练得最辛苦的。是家人, 孩子、妻子,还有父母,他们就是我奋斗的动力。不管为了什么,就算为了他们,我一定去努力,去拼搏。在去年6月的残运会射箭比赛中,我获得了一银一铜两枚奖牌。在运动场上,我兴奋地打电话给珍,她高兴得说不出话来。10月19日,我参加了残运会闭幕式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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