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折腾煤，从包火车皮搞煤运，到当上全省前三的民营矿业集团老板，是名副其实的元老级煤老板。我1993年开煤矿，算是第二代煤老板，到现在也当了快二十年的煤老板了。

在我的家族中，小一半人是煤老板，我平时生活的圈子里，百分之八十的人也是煤老板。关于煤老板的事，我知道得太多了，有时候忍不住了，就当成段子在饭桌上给别人讲。

《煤老板自述三十年》

老五 劲飞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4月

远山 缩写

1、硬骨头老方

第一代煤老板特指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从业的“老革命”，老方是代表人物。

老方小时候，小学二年级，有一天看到老师把鸡毛掸子拿回家，一把拽住老师：“集体的掸子，你不能拿回家。”

后来小方家贫失学，在七十年代末成长为一个赶马车的农民，连没过滤嘴的烟都买不起。八十年代初，农村开始有人烧土焦，老方也开始烧。说是土焦炉，不过是在沟岸上挖一个大坑，然后把煤装进去，周围垒一些石头，用最原始的方法点火炼焦。

1984年，烧土焦成风，环境污染越来越大，政府开始整顿。大家不敢再烧。老方把土焦炉子用耐火板挡了挡，靠着山建，让烟顺着山坡排上去，看着不像土焦炉那样黑烟滚滚地吓人。

派出所的人把老方找去，让他停工。农民老方义正词严地解释道，自己在北京有亲戚，这款炉子是学来的新技术，中南海用的煤也是用这种炉子烧的，谁要是敢把老子的炉子端掉，就把老子扔进炉子一块烧了。

那年代，电视很少见，报纸很稀罕，没人能证明老方这套技术是伪科技，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老方骨头很硬。老方靠着烧土焦，把马车换成拖拉机，后来又跟人合伙包煤矿，从农民万元户转型为乡镇企业家。

2006年，已被省报封为“焦炭巨子”的老方，天天带个翻译往国外跑，生意好得像开了私人印钞厂。据我们内行人分析，那年他的个人资产应该超两百亿了，比当时的黄光裕、马云他们有钱太多了。

就算老方当年上完小学，他也算不到2008年会发生那么给力的经济危机，让他的企业损失惨重。为了不让前期工程变成废墟，老方开始到处借钱，找银行贷款，借高利贷。从经济危机至今，老方的日子一直过得很苦。

2009年上海某权威财富排行榜公司给老方发来贺函，上面写着老方即将被评为2009年全省首富。

老方哭笑不得，在一屁股债主盯着要账的时候，被评个首富，那真是要命的事。可对方说，他们是全球最权威的财富排行榜。要不上榜也容易，两百万。

我曾好奇地问老方最后给了人家多少钱。老方没说。

老方还很抠门，那么大一个公司，连一次性纸杯都不让用，嫌浪费。说实话，我们都不喜欢老方，但很尊敬他。因为老方对家乡的教育事业很热心，每年固定捐三千万兴建规格很高的教育园区。2008年底，他快破产了，把北京的别墅抵押了，借了三千万高利贷，硬是不让建设中的教育园区停工。

2、永远的老父亲

我爸是孤儿，是被太行山上的一个老猎人养大的。老人给我爸取名为“郝二铁”。二铁很能干，胆子也大，曾多次被派到日寇占领的县城送情报；15岁时和日本人在高粱地拼过刺刀；17岁被马步芳的队伍抓住，严刑拷打下，一字未招……

1949年，23岁的二铁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后被任命为井泉乡乡长。

“文革”中，父亲被打断腿后关进监狱，被取消了共产党党籍，一直关到“文革”结束，整整五年。谢了顶的父亲从监狱出来后，儿童团团长、少年抗日英雄、年轻乡长的履历统统算是作废了，他成了无业、无地、无党籍的破落户，家里有个哑巴老婆和五个上不起学的孩子，比他的猎人养父都惨。

父亲先是在铁厂干苦力，1981年，听广播里说温州有人靠贷款买汽车跑运输富起来，父亲以自己想问题简单的一贯作风，赶紧跑去银行贷款一万多块，买了辆东风，领着大哥开始跑运输。

1981年底，上头害怕改革的步子迈得太大，出台了一系列经济紧缩政策，有一条就是不允许个人购买汽车、拖拉机、机动船等大型机动工具从事贩运。当时温州著名的“八大王”，像什么“五金大王”、“日用品大王”啦，入狱的入狱，外逃的外逃。

父亲也倒了霉，县里马上成立了一个十人专案组，专门审父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专案组组长义愤地训斥父亲，很多人连自行车都买不起，你都买汽车了。

父亲说车是贷款买的。

组长更生气了，骂道，用国家的钱给自己买车挣钱，你比资本家还坏。

算上坐国民党的牢，父亲第三次进了监狱，改造了八个月，车也被没收了。

1983年，县劳动局局长亲自来给出狱的父亲道歉，诚恳地说，现在政策又变了，鼓励买车搞运输了，牢是坐冤枉了，但是县政府会补偿你3万块钱。

说到补偿时，局长的表情很是羡慕，好像觉得父亲牢坐得真值。

父亲一分钱没要，让大哥继续跑运输，他和人合伙开了一家煤炭加工厂。当时煤厂不好干，无路可走的人才会去干，干了两年，厂子的大股东都退伙了，父亲咬着牙坚持下来。

大哥很有经商的天分，靠包火车皮运煤成了万元户，有力地支援了父亲的煤厂，随着二哥的加入，我们家终于算是富了。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家在全省已是鼎鼎有名。

1992年清明，父亲带着一大家子人去了趟太行山，在他养父自焚的地方，磕头祭拜了一番。回来之后，父亲让人给他念了一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本书很厚，父亲听了一个多星期。

不久，父亲决定给全县人民免费铺设煤气管道、暖气管道，并承诺将一直免费供应煤气和暖气。全家人都给父亲投反对票，但反对无效。

1994年，父亲决定让柳湾镇的所有人集体搬离房屋破旧杂乱的旧村，搬到自己将投资兴建的新村。

对于新村的建设，父亲费了很多心思，大致是要把新村的山山水水都保护好、治理好，教育、农田用水、工业用电等统统免费，而且要保证村办企业解决村里所有人的就业问题。

我们算看出来了，父亲是想建设一个他心目中的共产主义新农村。柳湾新村快建好的时候，父亲快不行了。去世前他说，让我们把他火化了，把骨灰撒在太行山上。母亲说，太远了吧，孩子们上坟不方便。父亲说，不用上，老子是共产主义者。

父亲去世后，哀荣备至，他为全县免费提供了十年的暖气、煤气，价值六个多亿，他为建柳湾新村花了一个多亿，他为各项教育事业捐了两个多亿。而他一辈子吃苦受罪，不愿享受，吃的用的都很简单，还始终不肯搬离老屋，睡了一辈子土炕。

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年，我们开始向全县人民征收暖气费和煤气费。

3、唯一的资本天才

在高中时代，我和根生是校友，他家是从陕西汉中移民过来的，少年丧父，家里很穷。

根生斯斯文文，成绩拔尖，是班长。离高考只剩三天时，根生被逼跟人打了一架，耽误了高考。根生没有复读，去乡政府当了临时工。

毕业后八年，我在一次喜宴上再见根生。听说他刚承包了渭东水泥厂。

当时老父亲刚把一座煤矿交给我经营，可惜市场低迷，煤卖不上价。我问根生平时在哪里进煤，能不能照顾照顾老同学，价格好商量。

根生问我精煤多少钱一吨？我说市场价90，你要，我便宜10块钱。

根生笑笑说，你们卖煤不容易，我每吨给你加10块，100块一吨给我。

我和根生在高中时就没什么交情，八年没见，以为他在说反话，于是咬咬牙，给他报了70块一吨的最低价。我错了，根生真的按100块每吨的价买走三万吨煤，先给了我三成款。

我当然很怀疑他，虽然合同约定他要在三个月内付完七成款，然后再买走三万吨煤，可我真的不信他能按合同办。

根生的脑子真的进水了，他居然按合同把剩下的钱按月准时结给我。我真欣慰，难得有土老板能戴瑞士表结账的。头一批煤款结到七成时，我赶紧发给根生第二批煤，真有心给他降点价，可根生没提，我也忍住没主动张口。

没多久，煤价开始持续走低，老客户流失厉害。一打听，是有人坏了规矩，出煤的价格低于成本价。按跳楼价卖煤，那不是自杀吗，谁这么狠？

没错，就是根生这孙子。

根生的水泥厂不大，用不了多少煤。他拿水泥厂作幌子，贩煤才是他的主业。根生贩煤不走寻常路，高买低卖，收购精煤的价格比市价高一成，但他不会付全款，先结三成款把煤拉走，其余的煤款分月按揭，结到七成款，煤矿必须供给他下一批煤，否则算违约。

根生用无息按揭的方式，以100块每吨的高价大量收煤，然后以70块每吨的跳楼价倾销。根生和很多煤矿签了约，囤积了大量的煤，迅速搅乱了市场。当时我们这些土煤老板对于金融、资本之类的概念很陌生，仅限于初中政治课本的水平。大家都不懂根生的玩法，高买低卖那不是自杀吗？

根生称得上是土煤老板们的经济学启蒙老师，高买低卖看似没道理，其实是用高价无息按揭购买的方式实现低价倾销，这样干有两个好处，一是利用时间差，掌握充足的现金流；二是拿着大批订单能从银行贷到款。

我们并不看好根生的玩法，觉得玩到最后，死的是根生。可根生还没死，一些小煤矿被根生的低价策略给挤垮了。根生利用手里充足的现金，疯狂地收购经营不下去的煤矿。成功收购了两三家煤矿后，根生从银行贷到更多的款，开始了新一轮的收购……

我们彻底看傻了，煤堆里怎么野生出一个资本天才。

4、被抑郁的邢总

根生在我们眼里成了现实生活中的李嘉诚，只有仰望，无法嫉妒，毕竟谁也没他那么大的胆，那么超前的意识。根生从做煤那天起，就超越了我们，他玩的不是煤，是资本，是胆量，是对社会规律的深刻认识。

这是根生的故事。再来说说邢总，姓邢，名猛。

邢猛的爷爷是形意拳高手，邢猛的父亲是公安局老局长，解放前跟日本人打过仗，解放后去东北剿过匪。

邢猛秉承先辈尚武遗风，碰巧他的煤矿开在以民风刁蛮著称的葛村，少不了展示才艺的机会。1989年，邢猛拿着磨出刃来的铁锹把葛村村主任的胳膊砍下来还拿着从青海化隆订制的火枪射击，轰动全省。

邢猛人猛命硬，一次酒醉，被一个找他报销医疗费未果的伤残矿工用啤酒瓶砸出脑浆，不仅没死，连后遗症都没有。还有一次，葛村人在他前往矿区路上做了手脚，邢猛的车在悬崖边上三个轮子悬了空，却没有掉下去，奇迹。

1995年，邢猛在西城弄到一块铝矾土矿，品质绝佳，资产翻了几倍。

可是2001年，他在香港跳海自杀，送到辅仁医院，醒后对我说，老五，我想喝可乐，你去给我买。我一转身，他从九楼跳出去了。摔在楼下一辆闭篷宾利跑车上，没死，瘸了。

邢猛一心求死，没有任何经济原因，也不是法院找他麻烦，是他得了自杀率高达百分之九十的重度抑郁症。

被重度抑郁症折磨了两年之后，邢猛信佛了，平时为人做事，按《弟子规》办，天天忏悔。挨家挨户磕头，拿出两个亿在葛村建学校，盖医院，修养老院，还建了座庙。邢猛真的脱胎换骨了，挣多少钱捐多少钱。

邢猛信佛，我们不反对，可他从此不偷漏一分钱的税，还补缴从前偷漏的巨额税款，并率先缴纳个人所得税，让煤老板们觉得十分讨厌。你想想，有的老板企业规模和他差不多，甚至比他大，每年纳税比他少一半多，这多不好听啊。

5、时代进步了

八十年代末，我头回下矿井，矿车下到600米，我觉得自己患上恐低症了，一分钟都不想待了。当时干煤矿辛苦，有些井矿工没人敢下，都是煤老板喝几口烧酒，带头下去干。

那时候大煤矿、小煤矿都差不多，井下像地狱，巷道里满是积水，瓦斯探测器亮着红灯，显示瓦斯浓度超标。当时几乎所有的井下瓦斯探测器都被做过手脚，本该显示1.2只显示1.0。即使是调校过的探测器，正常情况下都亮着红灯，意味着超标超得厉害，干活的工人们很危险。

按照规定，采风回风巷、采掘工作面回风巷风流中瓦斯浓度超过1%就该停工通风，但没人会遵守这规定，本来就不大挣钱，该停工就停工，煤矿真的不用干了。安全检察员倒是常会来，那是来拿外快和烟的，不是来找茬的。

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矿难，是在沛东的煤矿上。

本来煤矿的通风井只能用于通风，严禁进行生产。沛东当时为了赶工期，通风井也用于生产，导致突出的瓦斯管撞开风门，漫到整个巷道，造成井下爆炸，有7处严重塌方，死了二十五个人，重伤两人。

本县本村的矿工，死一个赔五万，有一对是父子俩，赔了十二万，多赔了两万。本县外村死的矿工，死一个赔四万。外地矿工便宜点，死一个赔三万，外加一件军大衣，两条毯子，裹尸体用。

好像是从1992、1993年开始，煤矿都不太想用本地的工人了，嫌出了事麻烦，赔得多不说，煤矿也有被铲平的风险。大家开始喜欢用四川工人。听说这边煤矿好找活干，四川民工一窝蜂拥来了，很快供过于求。部分四川民工经纪人为了给手下带的工人找工作，向煤老板承诺，用我带的工人吧，我跟他们都签了生死文书的，如果在井下出了事，你不用负责救。

那年头，为了挣钱，命真不值钱。

回想从前，我们能走到今天，每一起矿难都被从上至下严格问责，每一个生命都受到重视，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2009年10月，我皈依了，皈依是个新起点。人需自省，以探求真理为己任，否则白活。

■书边杂识

标 本

煤老板是一个灰色的存在，有着太多的不为人知。

幸好有老五这样的作者，写出了煤老板阶层最真实的内幕和心声，让我们得以近距离观察这样一个群体样本，看看煤老板们在喋血创业和钱如雨下之后，世道人生会给他端上怎样的盛宴。

真实的段子会让人爆笑之余多些反思。或许没人从心底里尊敬煤老板，但他们在传统与现代、投机与付出之间的夹缝中艰难生存，看似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其实他们也有豁出命创业的不易，更有随时“被弱势”的危机。

看煤老板的人生，我们看的不是黑黄赌毒，而是世道对他们的围剿，以及他们在反围剿过程中的智慧与眼泪。煤老板的“原罪”之中，裹挟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利益博弈、烫手却又不能拒绝的诱惑、真实而无法抹杀的印迹……

时代在进步，煤老板终将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过去三十年中的人生，将成为历史的标本。而我们在对煤老板和暴发户的围观之余，我们也要记得，时代给予每个人好坏参半的价值观，我们要用它来寻找纯粹的光明。

——谢谢您的阅读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