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柴茵在白堤上为游客拍照，并给他们指引杭州那些美好的去处。

作为杭州城市历史的一个见证者与亲历者，柴茵的故事被杭州市上城区委党史研究室制作的“建国六十周年专题”收入其中，出了书，还拍了电视纪录片。这是杭州电视台记者正在当年她做个体摄影师时工作过的白堤上采访她。

1982年，我拿到营业执照，成了继干静后西湖边的第二个个体摄影师。

选择摄影这份工作，跟我爱玩的性格有关。我从杭高毕业后，当厂长的叔叔已帮我安排了一份在当时看来很好的工作，但我不喜欢这种固定的工作模式，一心想寻找一份自由且兴趣所在的工作。摄影是我从小的爱好，爸爸、叔叔都是摄影爱好者，所以就选择了摄影，想着这事儿既可自食其力又符合兴趣爱好。不过，听家里人说，干个体必须要办营业执照，而且很不好办呢。那时，周围的人仍把当个体户视为畏途，觉得还是上班最好。

然而，申领营业执照的过程却出乎意料的顺利。我当时户口在下城区，去下城区工商局申领执照时，有个从部队转业的张姓干部热情地帮我办理，还建议我像干静一样到西湖边去拍照。他帮我开了介绍信，让我自己去杭州市财贸办办理跨片经营的申请手续。不久后，我就拿到了营业执照，当时既开心又惊讶。记得我的营业执照编号是001，批给我的营业范围是从西泠桥一直到断桥。这样大的流动拍照范围，在当时就我一个人拥有，我很幸运。

之后，我就挎着相机，开始在西湖边从业。我做了一块可以折叠的展示牌，多数时间放在平湖秋月一带。凭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那时到杭州旅游的人已经相当多了，在风景点留影已成为人们的一种需求，所以我的生意出奇的好。

春暖花开时，白堤上的棵棵桃树简直就是我的摇钱树。游客们在西湖边桃树下一站，以西湖碧波作背景，以红艳桃花作映衬，多美啊！我快门一按，“喀嚓”一声，画面定格。一张彩色照片一块八毛钱，最多的时候一天可拍12卷，每卷30多张，收入相当可观。当时杭州市普通干部每月工资收入也就40多元，有上百元收入的已经是高级干部啦，可我一天的收入已经超过他们的月收入了，而且一天收入几百元还是常有的事。那时真是做梦也偷着笑啊！不过，当时的我只是一个不到20岁的年轻女孩，玩心更大过我的事业心。我只是喜欢西湖，喜欢这份拿着相机在西湖边边散步边拍照的美好工作。回想起来，那真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比起干静，我无疑是幸运的！她作为西湖边第一个个体摄影师，虽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但却受到了西湖风景点国营照相摊点的排挤，最终被定点在中山公园深处为游客拍照。她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这一行的先行者，她为我们顶了很多改革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困难。所以，到我那时，已经风平浪静。平湖秋月一带有国营的西湖照相馆，但他们对我并不反感，有些员工还经常过来跟我聊天。

那时，我曾到“天下第一景”处拜访过干静，她很友好，给了我很大帮助。她说，有了我加入，个体摄影师的队伍会更壮大。的确，那时有好多心怀梦想又在迟疑不决的人们常到西湖边来向我打听和请教，他们又好奇又羡慕！继我之后，西湖边个体摄影队伍越来越庞大了。除了干静外，还有何珺、王文龙等等，摄影网点遍布岳坟、灵隐、花港观鱼等各景点。开会时，我们都可以把大张会议桌围得满满的。个体摄影队伍的扩大，反映了社会大环境的变革。多年后，我才明白，我最初的人生之路之所以顺风顺水，正是因为碰上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时机！

在西湖边从事个体摄影三四年后，听朋友介绍一家香港杂志社需要摄影记者，于是我便放弃了西湖边个体摄影这份当时看来非常赚钱的工作，怀揣新的梦想奔向了全中国人民注目的改革开放前沿——深圳。再然后，我从深圳移居香港、移民英国，再回到中国，再回到杭州，现在创办“柴老师说留学”工作室，从事专业留学咨询工作。我的人生，正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路走来。

这不，今年杭州市上城区委党史研究室制作了一个建国六十周年专题，出了书，还拍了电视纪录片。我被收入其中，作为1982年杭州城市历史的一个见证与亲历者，真是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