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杭州知青 程瑞生

从一月份开始，知青点的二十多位青年开始纷纷打点行装，陆续回家了，住在房东田大爷家里的五位知青中有四位也都回去了，剩下了我一人。见我孤身一人，田大爷一家老小就对我更热情了，每天变换花样改善伙食，今天是小米，明天是面食，后天是高粱米。但想家的念头随着春节的临近也越来越迫切。然而现实迫使我不得不放弃回家过年的打算，因为我实在没有钱回家。在生产队我们每天早上五点随着上工的钟声敲响下地，到天黑，回到村里累得拽住猫尾巴上炕。一年下来挣的工分只抵三十多元，还不够买一年的口粮钱，翻遍口袋也只有几元钱。

有一天我收到一封信，是母亲写来的。信中告诉我，和我一起下乡的几位知青到家中去探望她，看到他们，想到我剩下一人在房东家过年，所以她也希望我今年能回家过节，随信寄上五十元钱，可怜天下父母心。我知道家中贫困，没有任何积蓄，她怎么一下子有了五十元钱呢？我真不愿意母亲为我回家过春节而背上债务。

虽然手中有五十元钱了，但想想也不够路费啊。从福胜大队到福利屯要买长途车票五元；从福利屯到佳木斯是火车票十元；从佳木斯到上海硬座火车票要33.3元；从上海到杭州要3.6元，光路费就差不多了，路上还需要三四天时间的吃喝，怎么算都不够。听说从大连到上海坐船能便宜一些，只要9元钱，所以我决定从佳木斯到大连坐火车——逃票。想到逃票心里是七上八下，逃票意味着要被抓，说不定还要被关几天。但是人穷志短，如果成功了也好为母亲节约一些钱，省下十多元钱对我家来说可以过上一个像样的春节了，想到这点我的心也坦然了。

告别了留守在福胜大队的知青，我只身一人背着一个军用小帆布包，穿一身黄色的知青棉袄，头戴狗皮帽上路了，这也是十八岁的我第一次独立出远门。到了福利屯火车站，我购买了一张站台票混上了列车。车厢里黑压压挤满了人，伴着列车车轮滚动声和人们身上散发出的阵阵大蒜味，大家开始昏昏欲睡。我这时却怎么也睡不着，两只眼睛不停地张望，想看到列车员什么时候开始检票，心紧绷着。正当我也昏昏欲睡的时候，前面车厢传来了嘈杂声，抬头一看，从前面车厢被查票逃过来一些人，不好，我也只能赶紧起身加入逃票的人群，往车尾的车厢挤。随着检票人的一节节车厢检查，我只得到了最后一节车厢的最后一排座位，已经没有退路。后排座位只坐着一个戴有列车长标志的人，手拿红黄绿信号旗与每一位道岔信号员对信号。大概见我一脸惊慌失措的样子，他说：“是逃票的吧”。我满脸通红地点了点头。“是知青吧”。“是的”。“坐吧，坐在我旁边，他们不会查你票的”。我似信非信地坐了下来。这位列车长看上去40多岁，一脸络腮胡，中等身材，一身铁路制服显得很神气，也特别好唠嗑，问我从哪儿来到哪里去，我一一如实回答。当检票检到我这里时，一看我们俩谈得那么热烈，以为我是他的家属，就什么也没问便回头了，我心中的大石头终于放下，想不用补票了。列车长取出他的腰子形铝饭盒，拿出两块煎饼，说：“小伙子，你一定很饿了，吃点吧”。闻着烙饼的葱香味，突然想到已有一天没吃东西了，肚子这时饥肠辘辘，我也不客气地吃了起来。“小伙子，你不要担心票的事情，到交接点，我会把你介绍给下一站的列车长，保证把你送到大连”。说完，他放声大笑起来。

果然我就这么被一个个不相识的列车长护送着奔向大连，心中也踏实了，不知不觉睡着了。突然被列车长摇醒，对我说：“下一站就是大连，这站叫周水子。你在这里下车，这里是小站，不会检票，你可以坐有轨电车去大连港”。我神志一下清醒，说声谢谢，拾起背包就跳下火车。周水子车站冷冷清清，昏暗路灯下的站台上不见一人。车站的木栏栅只有一米多高，我想跨过去就行了。正跨越了一半，突然背上被一只大手紧紧拽住：“小子，想逃票。”背后一声吼，我被拽了下来，一看是一位脸色严肃50多岁的大爷，人长得高大挺拔，身穿铁路制服，他不容置疑地对我说：“跟我走”。我只得乖乖跟着他进了站房。外面寒风凛冽，里面温暖如春，室内还有两人，其中一人是乘警，审讯由乘警开始：“从哪儿开始上车？哪里人？为什么逃票？”……我拿出生产队给我开的只有巴掌大，上面盖有生产队公章的介绍信，说明自己是知青，不是盲流，更不是逃犯，而我只有十元钱要回到杭州过春节，到大连还要买船票，所以不得已只能逃票。室内开始沉寂，沉寂得只能听见铁炉上开水的吱吱冒泡声。过了很长时间，那位大爷开始说：“就是我们不要你补票，你这十元钱怎么回杭州，船票总不能逃吧，从上海到杭州的车票呢？”大爷突然说：“这里天天有逃票的知青,真的是没钱买票，我这儿还有几张汇票，是我借给他们钱，他们回家后给我寄来的，这些孩子真可怜，要不我也借你二十元吧”！我脸一下红了，心想我还有三十元钱放在裤腰带中，他还信任我，要借给我钱，我突然灵机一动地说：“大连我有亲戚，到了大连我会找我的亲戚解决的，大爷，谢谢您了”。大爷拿出两只馒头给我，“再过十分钟，外面头班有轨电车就开来了，你可以上车直达大连港。”这时我真的欲哭无泪，是激动？是恐慌后的释然？还是感激……

天已渐渐放亮，我来到了大连港。候船室内人头涌动，正在清场,凡是没有介绍信和证件的人一律被清出候船室。室外零下二十几摄氏度，要被清出去也就遭罪了。轮到我了，拿出那巴掌大的生产队介绍信，警察看了我一眼，也就放过了。我赶紧找到售票窗口，一看已经排满了人，而且要早上八点才开始售票，意味着要等三个小时。突然看见一个售票窗口上面写着只售给现役军人和特殊需要的旅客，每天只限售二十张，排队只有十多人，我想我也算特殊需要的人，先排着再说吧。那边排队估计也买不到今天的船票，因为也是限量,就在这里碰运气吧。好不容易挨到八点，终于开始卖票。我拿出介绍信，估计售票员见过的类似我这种情况的人比较多，所以也就卖给我一张12.20元的二等舱船票。便宜的统舱票没有，我票一到手，就高举在头顶。大声喊：“有换票的没有？二等舱换统铺。”不少人围了过来，其中一人迅速看了一眼我手中的票，赶紧说：“我换。”把三元两角钱给我，我真高兴啊！节约了三元多钱。

上了大连到上海的轮船，这次我的心才真正踏实了。由于生平第一次坐船，虽有点呕吐，想到不久就可以回到家乡，加上“逃票成功”，喜悦更是胜于担忧了。

回到家中见到母亲才知道，母亲为了我能回家过春节，也为了她的自尊——别人都给孩子寄钱叫他们回来，自己怎能不那么做呢。所以她一狠心卖掉了她结婚时的嫁妆——家中唯一的大衣橱。这个大衣橱寄托着我们兄弟童年的许多回忆和梦想。我们兄弟曾在里面躲猫猫，衣橱内有母亲衣服的芳香，有母亲做过酒酿后甘甜的回味。可是母亲为了我，为了我春节能回家团聚，为了了却心头的思念，为了儿子在北大荒少受点苦，却毅然地把衣橱卖了五十元钱。我心中久久不能平静。母亲啊，儿子欠你实在太多太多，这么大了，不能为您分担生活的重担，却加重了您的负担，我一人悄然泪下。

以后我把逃票的经历叙说给我的兄弟们听，他们又转告母亲，母亲听后大哭一场，以后她也从未和我提起过此事。坚强的母亲怕重提此事伤害我幼稚的心灵吧。

谨以此文献给知青四十周年和那些曾经帮助过我的东北好心人及我母亲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