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自古就有，只不过发展到现今，谣言已经从口口相传发展到网络传播，而且很显然，后者信息传播的速度更快、作用力更强。尤其随着自媒体的迅速发展，人人成为信息集散和传播中心，过去被排拒在媒体之外的小道消息，有了公开传播的渠道和平台。因此，身处谣言无处不在的网络时代，即便是习惯独立思考的理智先生们，也会时不时受到虚假谣言的蛊惑。

    或许只有当我们真正了解了谣言的整个传播链条，谣言才能真正止于智者。

    谣言传播公式：重要性×模糊性

    2011年9月18日晚，温州市高三学生马文聪驾驶的奔驰越野车在停车时撞倒了路边一家小卖部放在门口的广告牌，后与小卖部老板吴某发生争执。争执过程中，马文聪不仅态度蛮横，还打伤了吴某2岁的女儿。在市民围观的过程中，微博上也对这一事件给予极大的关注，并有微博称：开奔驰者撞倒人，还打人，伤者伤势严重；肇事方气焰嚣张，喊出“我爸是市长”。伴随着民众对马文聪身份的质疑，“我爸是市长”这条微博被疯狂转发，并被许多媒体作为新闻内容报道出来，引发了国内民众对于“官二代”问题的又一次大规模的道德声讨。

    而事后经过调查，“我爸是市长”这句话并非出自马文聪之口，而是微博上的谣言。

    谣言的传播为何会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

    浙江工业大学心理系副教授刘泽文认为，谣言的传播也遵循一般信息传播的规律，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这可以用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和利奥·波斯特曼等在其著作《谣言心理学》中提出的一个关于谣言传播的公式来解释：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

    他说，这个公式中指出，谣言的传播，和事件的重要性与模糊性成正比关系，事件越重要而且越模糊，谣言产生的效应也就越大。当重要性与模糊性一方趋向零时，谣言也就不会产生了。

    以这起简单的治安事件为例，当它被贴上“奔驰男”、“官二代”、“90后”、“故意打伤2岁女童”等具有高度社会敏感性的“标签”时，就很容易触动人们的道德神经。在当下普遍存在“仇富”、“仇官”心理的影响下，“我爸是市长”这样的言辞往往会形成对民众心理的强烈刺激，造成“众人围观”的现象，自然也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由于警方没有在第一时间澄清事情的经过和马文聪的身份，事件处理过程的不透明大大增加了信息的模糊性，使得“我爸是市长”这一谣言在人们对于马文聪背景的猜测中越传越广。

    谣言传播中的人：“沉默的螺旋”效应

    在刘泽文看来，谣言传播的整个链条中，无论是谣言制造者，还是谣言传播者，都充满了耐人寻味的心理倾向和心理活动。

    在“7·23”动车事故后不久，网络名人秦火火曾发一条微博：铁道部发言人王勇平先生你好，你的大女儿王晓英是铁道部财务局主任，大女婿李阁奎是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二女儿王晓霞是北京市计生局处长，二女婿郭亮是北京市中心医院副院长，小儿子王晓飞是铁道部质检科科长，儿媳张宁是市妇联主任，情况都没错吧？

    后来，有细心网友指出，铁道部没有财务局，只有财务司，司长由总经济师兼任；铁道部没有质检科，只有质检总站；北京市没有妇联主任，只有妇联主席，现任主席姓赵不姓张……但这一信息像洪流中的沙粒，被冲刷得几乎无影无踪。而那个漏洞百出的谣言则被很多人包括大V们纷纷转发。

    以此为例，刘泽文认为，从谣言制造者这一方来说，动机是复杂多样的。有人通过谣言来宣泄个人恩怨，但只停留于当事人或者相关利益圈子彼此之间的纠缠；有人是由于畸形的自我表现欲和发表欲，而导致把道听途说的事情放上网络，从而变形为谣言；有人则为了经济效益，故意夸大或扭曲事实，制造惊悚话题……

    对于受众来说，如果谣言内容正好满足了个人对于事件或社会的主观判断，就很容易被二次传播。而且在二次传播过程中，受众会自觉省略大量有助于了解事实真相的细节。因此，谣言的传播过程，是传播者按自己的情感动机或过往的经验，在传播和转述事件中不断简化周边信息，强化核心细节，从而使谣言更加“合理”的过程。

    在谣言传播过程中，有一类人的表现更耐人寻味。相对于盲从的民众来说，他们具有一定的辨别力，但他们会试图判断，自己的意见是否与大多数人站在一边。当大多数民众被谣言的洪流裹挟并加入“主流声音”后，清醒的少数人自动选择了隐匿自己的观点。结果，被认为是“主流”的意见越来越强，而属于另类的意见越来越弱。

    德国女传播学家伊丽莎白·诺埃勒—诺依曼称之为“沉默的螺旋”效应，这是对谣言能够得以迅速传播所进行的深层次的分析。在“王勇平家庭成员均是官员”这一不实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对官员群体的成见，使公众对理性分析的声音选择了无视，导致本来就是小部分的理性声音越来越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