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天热还好捱,最怕是卫生或市容市貌等各类大检查,每次检查我和小车都得东躲西藏,生怕被逮着。
有目的就不苦,一钻进小铁车我就觉得幸福,在那块不足一平方米的地方,我这个下里巴人尽情尽性地去做阳春白雪梦。
三儿车祸去世。我在不得清醒也不得昏迷的凌晨三点,仓皇地抓起了笔,和着泪写出了《分手》。
广场是个八面来风的地方,是巴彦淖尔最大的世面,聚集了似我这般的生意人有好几百个,有大学生、退休干部和下岗职工,更多的是没有城市户口的农民。我混在其中,每天能接收大量的信息。
有几个建筑包工头常来我的小车买烟,跟我聊天的时候,屎尿不忌啥都说,说他们为了拿到工程,钱权交易,得给谁谁谁送多少礼。还有的包工头让自己的老婆去陪领导上床。
听他们说得多了,我来了灵感,写了第一个长篇小说《尘飞雨落》,虚构了一个包工头的命运和经历。自己花一万元钱出版了,堆在小车旁卖。
我四年娶回三个儿媳,也就四年有了三个孙子。儿子媳妇都在广场上做生意,不可能怀里揣着孩子干活,所以孙子都要在我的小车里待上一两年时间。
二孙比三孙只大一岁,其中有大半年的时候,我得同时哄两个孙子。他们在0.99平方米的空间,说拉就拉说尿就尿,弄得我手忙脚乱,尴尬事不断。有一次编辑部的杨老去广场找我谈一篇稿子,我抱着大孙子正跟他说话,有人来买方便面,杨老顺手把大孙子接过去坐在他腿上,等我完成了那笔生意一看,孩子把杨老的裤子尿湿了一大片。
广场和小铁车是我们家的“井冈山”,我和孩子们的哭哭笑笑、生生死死、起起落落、悲欢离合都留给了它。我在广场上生活了16年,三个儿子在广场上成家立业,三个孙子在广场上长大,我和丈夫的婚姻是在广场结束的,我的三儿永舢也是在广场没的……
2001年11月4日,对我来说,那天是要用黑笔来填写的。早上,三儿永舢到我的小车买了一盒云烟,顺便还我头一天借的6元钱。还完钱他说,妈妈我跟你可是两清了啊,然后就笑着走了。
白天孩子都忙他们的生意,三儿也没时间再来跟我说说话。晚上生意比较清闲一些了,三儿到马路对面的歌厅去唱卡拉OK。晚上8点10分左右,我刚把一瓶纯净水递出窗外,就听到“咚”的一声,紧接着是急刹车和人们的惊呼声。
我朝窗外一看,在车灯的照射下,一个男子倒下了,我清楚地看见他的头发簌簌地抖动了几下。我心想,唉,这人撞得可是不轻。
一个出租车司机跑到小车跟前说,婶子快去,是你们家永舢!
我赶到出事的地方,三儿已经被送到医院了。我捡起地上的一只鞋抱在怀里,那鞋是三儿的。我抱着那只鞋赶到医院,三儿人已经没了。
三儿就这么走了,他早上说的那句“妈妈我和你两清了”是命运为我们母子安排的道别吗?
三儿是晚上8点10分走的,那天晚上,在熬不到天明的歇斯底里中,在不得清醒也不得昏迷的凌晨三点,我仓皇地抓起了笔,和着泪写出了《分手》一文。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候在报社的门口,恳请编辑早点发表,我要赶在三儿的“二七”那天在坟前把它烧了,作为我和三儿之间的最后一次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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