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陈慧明已用电脑写作

胶皮轱辘大车驮着我们往北走出几十里，到了白脑包公社最穷的“明星七队”，一家人落了户。

我属虎，生在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我妈说龙虎相斗必有一伤，我命里注定要自己克自己。她的话马上被印证，当天晚上我的鼻子就被老鼠咬破了，我妈直叹气，唉，没见过耗子咬人鼻子的，这孩子指定是“妨主”，克亲人。

我妈的嘴真毒，全让她说中了。我两岁就没了亲爸，42岁没了婚姻，52岁没了三儿，人生的三大不幸全让我摊上了。

我的亲爸解放前在国民党中统做过事，1951年被判无期徒刑，那年我虚岁两岁。我妈又往前走了一步，给我找了一个继父，姓陈，在天津搪瓷厂当工人。

上世纪60年代初，全国闹饥荒，响应国家号召，继父领着我们去了内蒙古临河县（巴彦淖尔）支边。

我12岁，两个弟弟一个6岁，一个9岁，正是会吃不会干的年龄。我妈烫着发，穿着皮鞋，打着阳伞，细皮嫩肉，一看就是个吃闲饭的人。我们去了好几个生产队，人家瞅眉剜眼地看我们，谁也不愿要。

那辆胶皮轱辘大车驮着我们一直往北走出几十里，到了白脑包公社的“明星七队”。那个生产队是全公社最穷的，年年倒分红。队长说，反正本来就穷，多张嘴少张嘴都一样，让我们落了户。

我妈是个享过福的人，没干过农活，下地锄麦不止一次把麦苗锄了把草留着，队长不待见，不准她再下地“搞破坏”了。继父一个人的工分养我们全家。

次年春天，家里断顿了，去队里借粮，生产队的粮仓比我家的米缸还干净。我妈把她娘家陪嫁的一枚戒指和一个深绿色的翡翠手镯，还有我脖子上的那块白玉锁变卖了，度过了春荒。

又是一年春荒到,家里没有东西可卖了，全家5个人对着一口空铁锅。我妈面口袋一提，领着我的两个弟弟出去要饭。

河套人真是厚道，妈和弟弟到了谁家，但凡能揭开锅的都能给个一碗半碗的。要过的人家当然就不能再登门了，再去就会讨人嫌，所以妈和弟弟只能越走越远，有时来回要走四五十里路。两个弟弟天天跟着我妈要饭，就算吃胖了也跑瘦了。

继父有门理发的手艺，收工回来以后，举着推子挨门挨户地问：你们家有谁要剃头吗？推个头，也能得一碗半碗白面。

妈和弟弟连续要了两年饭。可能是挨饿挨的，直到现在，看见一粒米掉地上，我心里就发慌。

艺术学校招生，我认定自己能被录取，就想退婚，我妈说咱吃了人家那么些粮，退婚咋对得起人？

我读到初二，再也念不起书了，我妈只得听媒人的话，给我找婆家，其实就是找个吃饭的地儿。

婆家离我们家50里开外。媒人领着我去相亲，进了院门，一个年轻人很礼貌地站起来跟我们打招呼，倒茶水，我知道那就是我的男人了。见他穿着一件手工缝制的白市布中式对襟褂袄，我马上想到了《卖炭翁》中的两句：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媒人问我愿不愿意嫁，我愣着不说话。媒人趴在我的耳旁悄着声说：你家可是吃了他们不少粮食呢，要是不答应，你妈还得去要饭。我一听，赶紧点头说愿意。

有了婆家，妈和弟弟不用要饭了，我的四季衣服有着落了，学费也有人交了。可我心里老大的不愿意，觉得自己活在别人手里了。

初三的下学期，内蒙古艺术学校招生，我报了名，考音、美、作文和算术，这些都是我的强项。我认定自己能被录取，就想着退婚，我妈说咱吃了人家那么些粮，要是退婚咋对得起人？

命中八尺，难求一丈。艺术学校我考是考上了，可还没等下录取通知书，“文革”就来了。“文革”一来，学也上不成了，我只能回村劳动。

1969年农历正月二十六，婆家来了一辆骡子车娶我过门，我穿得像个大红气球，被人扶着上了车。我心里还想着艺术学校，委屈得不行，一路哭到婆家。那年我19岁。

婆家的成分是地主，公公因为忍受不了挨斗的皮肉和精神之苦，一根绳把自己挂到村外的一棵树上了。唉，自己的出身黑，又找了个比自己更黑的婆家，真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