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考上大学的那年春节，父亲一扫多年的阴霾，笑呵呵地挥毫写下“四面楚歌去，八方燕舞来”，又略一沉吟，写下横幅：前程远大

这是章晓的父亲，在2008年章晓生下一个可爱女儿后创作的春联。

新杭州人、70后的章晓承认，春节，即使在街上随便买几幅春联，都是既漂亮又快捷的。但她从来不曾这样做过。在杭州生活的十年，每年春节前夕，她会去买一张红纸，细细裁剪，写一幅大对联，贴大门上，再写几个“福”，每扇窗上贴一个。

大年三十的下午，一家老少洗澡更衣完毕，还飘着墨香的对联刚被贴上，鞭炮声便开始此起彼伏——这才是辞旧迎新的时刻。

这是她自孩提起，便保留的对过年的印象。

爷爷写下的第一副春联，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那年春节

说起家庭与春联的故事，章晓的爷爷是个不得不提的人。

爷爷饱读诗书，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曾是私塾里的教书先生。解放后，当地小学曾邀请她爷爷去做第一任校长，爷爷婉拒了，说：“我写惯毛笔字，读惯之乎者也，新文化我不懂，不去。”

几十年后，章晓成了这个小学的学生，校长就是爷爷当年的学生。骑着自行车上班的校长，只要路上遇到拄着拐杖的爷爷，老远就会下车，走到爷爷面前，尊称一声“先生”。

在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岁月里，因为“富农”的身份，因为曾经的之乎者也，爷爷承受了经年累月的批斗。四书五经、笔墨纸砚彻底从他生命中消失。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章晓的父亲记得很清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那年春节，村里有人找到爷爷，说新年新气象，老先生给我家写副春联吧。

当时已70岁的爷爷沉默了许久，答应了。可是没有笔，没有墨，他去邻乡公社借。对方不认识爷爷，有点轻视地说，会写吗？爷爷没说话，拿起笔，在旧报纸上一笔一顿地写了个大大的“谦”。

对方恭敬地将纸和笔借给了爷爷。爷爷去还笔的时候，给人带了根烟，以示感谢。

这年以后，每到腊月，全村二十多户人家将红纸裁好，扎成卷，送到爷爷这里。写春联，大概是爷爷生命最后20年里最快乐的事，从村民写到乡长，从本村写到邻乡。他有时借用古训，有时自己创作，每一家的春联都不尽相同。有孩子读书的，他写“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家中有老人的，他写“松间老鹤千年寿，石上灵芝万古青”；有借改革春风先富起来的，他则劝勉“贫时应耕心上田，裕后须种书中粟”。

一直到1997年春去世之前，时年87岁的爷爷耳不聋眼不花，站着写字，拿大楷笔的手抖都不抖。

写了这么多春联，爷爷从来不收费。唯一一次，大概是1983年，在沿海小镇的二伯家过年，当地船老大找到爷爷，说，大年初一就要出海，老先生给我写几个字，恭喜发财也行，付你两毛钱一个字。爷爷想了会说，发财是假，平安是真。挥笔写了“一帆风顺”。

船老大看得心悦诚服，说，八毛钱一个字。扔下三块两毛钱，捧着四个字，头也不回地走了。

父亲写下的第一副春联，是女儿考上大学之后的那年春节

家庭与春联的故事，讲到章晓的父亲这一段时，就更带了些许个人命运的感慨了。

当年，语文都能考100分的父亲，初中毕业后，频频被“富农”的帽子阻挡住了求学的步伐。成家后，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还很严重，连生两个女儿的父亲，始终觉得背负着沉重的舆论压力。

在这种压力之下，他和章晓的母亲省吃俭用，供章晓及章晓的妹妹读书。章晓儿时的女玩伴，在十五六岁时便中断学业，回家种田或外出打工。唯有章晓和妹妹，读完了初中，读高中，读完了高中，再读大学。

父亲的固执，与贫寒的家境很是不相称，邻居们很是不解，有时难免会有冷嘲热讽之语。有些话，章晓听了也是义愤填膺，父亲倒是不与人一般见识，说，再多钱也会花掉，只有知识装到肚子里，别人偷不到。

1994年，章晓考取大学，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这一年春节，父亲一扫多年的阴霾，对爷爷笑呵呵地说，老先生，今年的春联不劳您老人家了！自幼在爷爷耳濡目染之下，父亲也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他挥毫写下“四面楚歌去，八方燕舞来”。又略一沉吟，郑重写下横幅：前程远大。

章晓至今还记得当时父亲脸上孩子般的笑容。父亲自嘲地说，字是没有你爷爷写得漂亮，但这个对子对得还算工整。

章晓感动得想哭。父亲自创的这幅对子，在江苏一个中部城市的农村，章晓的家，挂了十多年。

2000年，章晓跟随先生来杭州创业，2008年春节前夕，章晓在杭州生下可爱的女儿。父亲打来电话，乐呵呵地说道，今年多了个家庭成员，春联老爸要改了。章晓问，怎么改呢？

“四面莺歌起，八方燕舞来！‘莺歌’对‘燕舞’，‘起’和‘来’也对得上。”父亲言谈中，大有对自己“宝刀不老”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