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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消费
和收入分配
2013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这是最新一个国家层面关于“促进消费”的政策。但在现实中,抑制消费的很多因素正来自于我国现有的政策环境。正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财税体制改革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目标,而这才是促进消费的最大政策红利。
【点评】
发展成果当然要改善生活,要更多惠及全体人民,就必须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较大,低收入人群消费欲望大但能力不足,高收入人群拉动作用有限。缩小贫富差距后,将激发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水平,从而扩大整体消费能力。
其实一句话,钱就是用来花的,流动起来才有效。
记者 桂斌
杭州人有多高的消费热情?在双十一就看得出来。那一天,他们一共在天猫花费了10.49亿元。这个数字,还只能在中国城市中排第三,排名第一的是上海,是杭州的两倍。
一些专业人士并不奇怪这种消费井喷:虽然双十一只是消费市场的一次集中释放,但也是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的一种显现:中国人爱花钱也有能力花钱。
这种观点和主流的判断相悖,按照官方统计数据,消费不足是中国经济的大问题,而解决手段就是“促进消费”。今年8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就是最近一次政策层面上的“促进消费”。而“促进消费”也被视作众多政策出台的目的之一:譬如“单独生二胎”。
在经济学家张维迎看来,促进消费就是为了经济数据,“是从当年的核算来看经济”。在今年的一个经济论坛上,他说:“老百姓有钱不消费不一定坏事,储蓄多了很多投资就上去了。”
但也许连张维迎也低估了中国的消费能力。麦肯锡公司从2005年开始调查,访谈了60多个城市的6万多名消费者,研究其收入增长、消费模式转变、消费期望增高,以及对不同消费者群体进行跟踪调研,发现中国人并不像传说中那么不爱花钱:日益快速的城市化,让中国有了更大的消费群体;富裕阶层对消费的渴求则让世界咋舌,资产千万以上的富豪年平均消费额(除房产外)为人民币156万元,亿万富豪的年平均消费额(除房产外)为345万元;而休闲、娱乐、旅游之类的大众消费,在普通人的生活支出也占了越来越大的比重。
当然,对于一个杭州人来说,现实中还是很多事在抑制他的消费冲动。譬如高高在上的房价(对于新杭州人来说),譬如高税收,譬如增长过慢收入,譬如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的不信任。
这些抑制消费的因素是可以通过政策调整的。今年十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希望促进医疗、养老等整个健康服务业的发展;而关于“养老金并轨”的研究也在三中全会后被放上台面。这些无疑都是促进消费的“政策利好”。
有一种测算称,到了2020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但谁知道呢?我们对于消费的渴望,也许远远大于专家们的估算。如果政策调整能够有效释放消费力,预言也许会重写。
说到收入分配,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财税体制改革方向,这一领域将成为改革重头戏。下一步营业税改增值税、房产税和消费税等改革有望深化。会议还提出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有利于激发低收入人群消费能力,提升整体消费水平。
本版供图 / 新华社
本版点评 / 记者 张海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