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名片

    浙江华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创立于2002年，是中国本土最早从事创业投资的民营资本管理机构。

    截至2012年12月底，华睿投资旗下拥有26只创业投资基金，管理资本超过60亿元，累计创业投资项目超过70项。

    连续3年被评为浙江十佳本土创业投资机构前3强，中国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前50强，2011年度、2012年度均名列中国本土创投前十强。在清科“2012年度中国创业投资机构50强”排名中，华睿投资位列第6。在福布斯“2012中国最佳创业投资机构”排名中，位列第28，董事长宗佩民入选“2012年中国十佳创业投资人”。

    宗佩民的语速很快，说起话来就停不下来。用他判断创业者的方法，这应该是思维敏捷、干事专注的表现——像一个正经做互联网的人。

    他的办公室里，不断有人进来，签合同，谈事，甚至加入我们的对话。话题包括股票、新产业、是否可以建立一个创业园区（“那里有一个适合演讲的会场吗？”宗佩民要搞清这点），作为一个创投公司的创始人和董事长，这大约就是他日常工作的场景。

    像所有不甘平庸的人一样，他终于忍不住了。他抬起头，说出了自己的困惑，浙商的创业精神是不是误入歧途了？

    “现在浙江的年轻人创业，动不动就是房地产和金融。”他的脸上还挂着笑容，但是语气却变了。“大家都想赚快钱，只有很少的人愿意老老实实地做科技创新，做新产业。”

    他似乎闻到了危险的味道。

    记者 桂斌

    上世纪90年代

    他是浙江最早从事投资行业的一拨人。“那时候，浙江的思想非常开放，原来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基本上完成转制，变成了民营企业。”在他面前铺开的，是一个激情涌动的时代。

    宗佩民是有资格谈浙商的。

    他是浙江最早从事投资行业的一拨人，1990年，他进入浙江省供销社投资部。他从那时候开始接触浙商。

    供销社现在已是一个进入历史的名词，可在当时却是社会流通领域最重要的单位，它是打通农村商业和城市商业的一条纽带—— 一个细节可以反映出它的地位，“收入比外经贸部门还要高”。

    那时候，省供销社成立投资部，很大的原因是希望能从流通企业变成实业企业。它的投资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针对自己主导的流通产品投资相应的实业基地；另一部分则是帮助地方的供销社发展，它们要成立什么企业，省供销社参股一点，“有点像现在的创投”。

    那时候的投资部，被视为供销社体制内的思想库。宗佩民每年都要提几十个政策建议报告。

    在投资部的时候，宗佩民经常“下基层”，10年间，他去过60多个县，500多个乡镇。他见到过无数的企业，自己也在投资的项目里当过厂长、景区经理与旅游集团老总。

    在他面前铺开的，是一个激情涌动的时代。

    “那时候，浙江的思想非常开放，原来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就基本上完成转制，变成了民营企业。”

    还有创业者们，凑个几万元起步，村子里租间破房子就开始办厂，“充满激情，勤奋，敢打敢拼”。几乎在每个地方，都会遇到一批这样的人。

    “看到这些民营企业怎么过来的，你就会明白浙商的本质是什么。外面人很多看不懂。”

    那时候，有很多项目，评估报告出来，公司连厂房都没有（“有的就在一间破庙或者祠堂里”），设备很简陋，一般投资者根本不敢投。“但是我敢投，因为我知道浙商就是这样子的。公司确实条件很差，但这也正说明他们是在奋斗，他们身上有着强烈的改变命运的冲动。”

    那样的十年过去之后，浙江的经济就跑到了全国的前面去了。“那段历史留给我宝贵的经验，就是应该国退民进。”

    创业者

    “对于一个投资人来说，他的幸运是他能够比大多数人更早地预测到什么项目是好的。但这也是他的不幸，因为他要说服其他人相信他的判断。”

    在浙江，最初的投资公司都是国有控股的。宗佩民说，在这样的企业里，很难从事战略性的投资：今年亏损了，明年还投入就难了，后年还亏损就肯定砍掉了。“所以，风险投资只能用私人资本来做，失败了我来承担责任，该跳楼自己跳。”

    2002年8月，宗佩民也成了一个创业者，那一年他39岁，已是处级干部。

    11年后，宗佩民说他喜欢宗庆后在之前结束的浙商创业大赛上说的一段话，那段话的大意是：平平庸庸也是一生，劳劳碌碌也是一生，创业也是一生，为什么不去闯一闯呢？

    “如果都闷在家里，哪里都没去过，什么都没看过，那这个人也太单调了。”这是他创业的初衷。

    华睿投资管理公司最初的办公地点在白荡海人家，公司一共四个人，三个创始人和一位司机。2002年，做了40多万元的咨询业务收入，2003年是100万元，2004年，公司就遇到了危机。“一年多，公司都没有盈利，两个投资人就撤资了，还有一个合伙人也不干了。租了房子，买了汽车，发了工资，还要给退出的股东固定回报，一算，公司成了负资产。”

    那是段压力巨大的日子，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往前冲，抓紧做业务，增加公司收入。“只要你很努力地做事，很诚信地做人，没有放弃，一般来说，你快死掉的时候，肯定会有贵人来帮你，这是天律。”宗佩民当然不会放弃，他那时已经40岁，已经没有后退的余地。不久之后，他从自己的大学老师那儿借了30万元，渡过了这个难关，公司从此开始走上正轨。

    若干年以后，宗佩民回首那段日子，觉得其实也是宝贵的财富：“我虽然是家投资公司，但是和很多我投的创业公司一样，经历过生死存亡的关口，那种感触完全不一样，使我能够成为最理解创业者的投资人。”

    宗佩民说他现在去初创企业，不会带着资本家的心理，因为理解创业者的心理，创业的处境。他有时候还会告诉创业者们：“想闯就闯一闯嘛，不要有太大压力，认真做事，诚信做人，自有天助。”

    投资轨迹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了华睿最大的机会。2008年9月份到2009年9月份，华睿一共投了二十几个项目，这些项目后来成了它旗下最优质的项目资源。“人家恐惧的时候你进去，这就是投资。”

    这几年，似乎是投资公司最好的年代。华睿的飞速成长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

    2006年5月，华睿嘉银投资基金注册成立。这是华睿的第一个基金，当时规模只有2000万元，投资人有七八个。七年之后，华睿投资旗下的基金已经有26家，掌控的资金已经达到60亿元。华睿投资的公司如今在主板、创业板上市的有13家，在新三板则有3家。2011年11月，则是华睿最风光的时候，它投资的龙生股份、申科股份、赞宇科技在那个月先后完成了IPO（首次公开募股），成就了华睿“浙江首席PE（私募股权投资）”的名声。

    业内人也会知道这样发展的不易。“前两年，大家都觉得做投资赚钱，资本都往这边涌，那局面就是所谓的大热必死。”

    华睿最初的投资领域都是制造业的中小企业，这是外资投资公司不大看得上的领域。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了华睿最大的机会。受到危机的影响，外资投资机构退了潮，因为手上的钱也少了；国内的投资机构很多也在观望，“那年四季度，坐飞机都没人了，大家都有点看不准”。

    宗佩民却看准这是投资最好的机会：“人家恐惧的时候你进去，这就是投资。”2008年9月份到2009年9月份，华睿一共投了二十几个项目，“很多好的项目，价格也很低，就等着人来投，我们去给股东做项目介绍，赢利前景分析，行业分析，盈亏平衡点分析。最后算下来，股东觉得，这是个好机会，怎么能不投。”。这些项目后来成了华睿旗下最优质的项目资源。

    做投资最大的难度来自于说服股东。股东都是民营企业家，他们投资的目的明确，就是要有高回报和快回报，他们忍受不了长期风险与压力。“这是我们的劣势。外资风投的资金来源更丰富，有养老金，有保险金，这些都是长期资本，甚至可以等10年，回报要求也不高。国内的出资人，等五年就是极限了。”

    按照行业的惯例，基金是要收管理费的，但是华睿旗下的26支基金只有一只收管理费。对于管理费，一些企业家会想不明白，你没有回报，凭什么收钱。这点也可以理解，说到底，没有回报，你管理费也收不长，没人会找你投资。“所以我们就干脆不收管理费，拿结果说话，靠业绩分成。”

    需要抵制的还有市场的狂热。2011年，2012年，全民做PE，华睿却没有投太多项目。好几只基金成立了之后，一直没有封盘，“勉强投资，还不如休息”。从去年9月开始，华睿又开始加快了投资的步伐。而那时候，很多一年前还很风光的PE已经找不到了，因为手上没钱了。

    “你可以把这称为投资技术。在产业需要的时候投资，在产业过热的时候休息。其实不这样做也不行，市场就是这样的规律。”

    理想与困惑

    做个好的投资人，就得“做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与市场主义者”。

    “投资人如果没有理想，看不见美好的未来，根本没法投下去；创业者没有理想，我们也不会投。”

    其实我们谈得最多的并不是华睿投资的项目，而是其他一些事，譬如理想。

    宗佩民说，做个好的投资人，就得“做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与市场主义者”。

    他说，投资就是一门关于理想的生意：钱投下去，能不能做个好公司；这些项目投下去，能不能投出一个好行业。这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生意，这是关于未来的生意，可能是五年后，甚至是十年后。“投资人如果没有理想，看不见美好的未来，根本没法投下去；创业者没有理想，我们也不会投。”有理想的创业者会成为企业家，没理想的只会成为一个生意人，后者想的就是我能不能发财、买别墅、过上好日子——对于投资人来说，这样的人是危险的，因为投资会被这种人转去炒房地产或者股票。

    在他看来，创投其实有点像服务行业：不仅仅提供的是资本（这是最好被替代的资源），还要对投资的项目提供帮助，也许是一起寻找模式、方向，也许是解决体制、机制的问题，让企业保持成长并且最终上市；创投也在这个过程中，分享企业成长带来的利益。“要带着理想做事，又要到市场里去赚钱。”

    但理想也会成为投资人困扰的来源，因为理想和现实中间，难免有差距，而投资人接触到现实又特别多些。

    我们谈到了某个最近开始转移资产的著名商人，宗佩民认为他只是一个生意人。我们谈到房地产业，“如果我投资的企业想做房地产，我都会反对”；他认为2003年以后，浙商把上世纪90年代聚集的财富投到了房地产业，当时看起来很赚钱，但是却错过了产业升级的好机会，实际上伤害特别大。我们还谈到了创业者的空间，即使是在被认为最有活力的互联网领域，人们也更愿意打工，而不愿意创业，因为“巨头们占了太多空间，上升渠道似乎越来越窄”。

    宗佩民总会想起上世纪90年代，想起那时候他遇到的那些浙商，“那种激情似乎越来越罕见”。这让他有很强的危机感，他觉得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人愿意去创业，去创造一些新的技术、模式，那可能就是社会出了问题。

    他一再地和我说他的一个构想，那是一个类似于创业课堂的公益项目，针对的不是那些已经在创业的人，而是那些希望创业的年轻人。“我可以免费给他们讲课，也可以给他们提建议，他们适合去做什么项目的创业。如果几个月后，他们做得不错，我也可以投资。”

    危险总是与机会同在，这其实也是投资的法则。

    对话

    Q：城周记者

    A：宗佩民

    Q：如果有机会遇到2002年的宗佩民，你会对他说什么？

    A：一定要站在这个时代的前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Q：你今年关注最多的领域是哪些？

    A：互联网金融，O2O，健康护理，还有手机游戏，说起来，都和移动互联网有关。其实产业发展还是有规律的，2007年前是装备材料、医药、消费品、互联网，2008年是LED，2009年是节能环保，2010年是医疗器械，2011年以来是移动互联网。这对投资人要求也比较高，那些领域都是新的，一出来你就必须马上学习，研究产业链是怎么样的，可能的关键点在哪儿。

    Q:像华睿在投资的时候，会不会有些指导原则？

    A：当然有了。我们投资里面有20条戒律，碰到类似情况，肯定不投资。比如这个项目是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跟国家政策抵触的，就算效益再好也不能做；一个董事长名片上头衔很多，或者用土豪金特征很明显的，穿金戴银的，这些人我一般不投；生活很悠闲，天天打高尔夫的人我也不会投，创业是没有时间打球的。其实，我们跟创业者交流，一方面要看他从事的行业，他的企业本身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要看那个人，是不是很专注、思路是否清晰，还有是不是善良。投资看重的是收益，收益背后其实就是这些东西。

    Q：你最欣赏的企业家是谁？

    A：具体的人不好讲，但是他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模式创新、技术创新做成一个事业，做成一个产业。宗庆后加马云大概就是我欣赏的样子，宗庆后是实业创富，一直非常踏实，马云则是靠创新成功，他们各自的优点可以互补。值得尊重的企业家应该不去做投机，不要去垄断行业，不要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套利，应该为商业生态环境的改善作出努力。

    Q：在投资一家创业企业之后，你们一般要做哪些事？

    A：首先就是帮助企业搞清楚定位和模式。很多创业者方向对，但是从哪个点切入，用什么样的模式来做就不清晰了——这是很多创业者缺乏的东西，没有找到方法。然后是产权和体制的问题，业务上的激励机制。第三个是技术资源，研发阶段我们会帮着找一些专家，或者技术补充，在技术上帮助企业有些突破。第四个就是市场，我们有时甚至会帮投资企业找客户，因为初始客户很重要。

    还有一块很重要的事，就是推动政府政策的制定。浙江对企业上市的扶助政策中，有不少是我们在背后推动的，我们会介绍别的地方新政策给政府，让他们研究是否可以在浙江实行。比如工厂物联网，很多浙江企业没有兴趣建，但我们省里面拿出3个亿资金，设立物联网专项，企业建设物联网可以获得10%的政府补贴，这个市场就在浙江启动了。

    Q：你觉得现在遇到的创业者和上世纪90年代的创业者有什么不同？

    A：浙江的年轻人，尤其富二代们都学金融去了，学金融其实只是学个皮毛，资本又很分散，动不动就喜欢做金融和房地产，搞科技创新的人越来越少，这是浙江遇到的问题。如果他们能像父辈一样，深入制造业，搞科技创新，搞新兴产业、新兴服务业，那可能浙江的经济又是另一种局面了。浙江这两年经济发展缺乏后劲，这可能就是个原因。

    不过，现在还有很多新浙江人在创业。像我们投资的科技创新这块项目，新浙江人要占到60%以上。他们身上往往有老一代浙商的味道，想改变自己命运的欲望很强烈。当然，有些来自内地的创业者也有些问题，比如听不进反对意见，这可能和他们的生长环境中缺少商业文化有关。

    Q：投资人是否一般都会更关注社会问题？

    A：投资人对整个社会环境关注度会比较高，因为我们牵扯到的领域比较多，所以体会比较深。我们投了80家企业，股东100多个，每个企业的光荣与梦想，每个人的幸福与苦难，都会到我们这里。我们对社会的情况也是最敏感的。投资人对产业投资，一般都会有理想，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就会想要找到答案。当然，我们也有方法找到平衡。一方面，我们会和政府沟通，提更多的意见；另一方面，也把企业团结起来，互相帮助。

    Q：有没有想过二十年之后，你还会做什么？

    A：肯定退休了。回老家去，把整个古村保护下来，现在很多房子已经被拆掉了。那时候，我想搞个旅游景区，把房子重新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