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迪安诊断提供

    公司名片

    浙江迪安诊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主要面向各种综合医院与专科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体检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以提供医学诊断服务外包为核心业务。目前，已先后在南京、北京、上海、杭州、济南、武汉、温州、沈阳、天津、哈尔滨、淮安、重庆、佛山、山西等地成立了医学检验中心。迪安诊断也是国内第一家获取司法鉴定资质的独立实验室。2011年7月，迪安诊断在深圳证交所A股创业板正式挂牌上市，成为中国医学诊断外包服务行业第一股。

    文化，这是陈海斌这两年最爱谈的话题。

    “来听听我们的晨课吧。”我和这位迪安诊断的董事长约采访的时候，他这样建议。

    每个周一上午八点半，是迪安诊断的晨课时间：总部和杭州实验室的所有工作人员都要参加。同时，“晨课”还要被拍成视频，于当天下午发到迪安在各地的分公司，进行分享。

    这天的晨课从简讯开始，讲述这一周发生的新闻大事。简讯过后，一位副总介绍迪安成长为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国家级示范单位的历程；司法鉴定所的一位专家则介绍司法鉴定所开展的痕迹、影像鉴定业务——这两位主讲人显然都做了精心的准备，PPT里甚至加了不少特效。最后，这堂课以朗读“迪安精英誓言”结束，内容充实。

    所有人都是站着听完这堂大约50分钟的晨课，包括陈海斌。陈海斌没有在这堂晨课上讲话——去年，他是晨课的主角，曾经连续讲了两个月。

    晨课结束的几分钟后，在同一个会议室，他又为“星火班”的学员们分享。星火班与晨课一样，是迪安企业文化的一部分。“星火班”的学员们来自于迪安设立于全国各地的独立医学实验室，其中一些人就在马路对面的杭州迪安医学检验中心工作：来自服务半径的检验样本，像邮件一样被送进这个检验中心，然后被分发到各个实验室，按照要求进行检测。此后，这些“邮件”将被一一回复给样本的提供者，其中包括医院、体检单位、医药企业甚至公检法系统。陈海斌开始介绍刚刚在美国看到的独立医学实验室情况：现在，迪安所有实验室加在一起一天可以处理4万个标本，而美国一家实验室一天就可以处理40万个标本。而且为了方便标本运输，这个实验室就建在机场边上，看上去像一所大学……他用不大但颇有诱惑力的声音，向学员们描述着迪安的未来：“独立医学实验室在美国发展了60年，而在中国只有10年。这是个快速发展的行业。”

    结束了星火班的讲课，接下来就是周一的高管例会，会后，陈海斌在会议室里吃了一份盒饭，终于抽出时间，和我一起坐在他的办公室里。

    “没错，我就是想让你自己感受一下。”陈海斌说。他希望我多看看，因为看到的比听到的更重要，尤其是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尽管虚，但是也很实。”这是陈海斌这几年的领悟。他和中欧EMBA班的同学一起去波士顿考察强生收购的一家公司，本来以为可以了解一些管控上的具体流程，但是这家公司的总裁高管却花了两个小时介绍强生的愿景、使命和价值观。“一起去的同学就有点失落，我却觉得这是强生成功的核心要素：一个被收购公司的高管团队也认同强生的价值观，这说明这家企业多么有向心力。”

    这可不是随意的“坐而论道”，而是现实的需求。2011年，迪安诊断成为国内独立医学实验室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其后进入了“跑马圈地”的快速发展期。“我们靠什么把大家凝聚起来，除了事业吸引人，还靠软性的文化凝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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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海斌把自己的办公室按照中式的风格装修起来，墙上挂着中国字画，却有点现代味。他在公司里宣讲竹文化，不仅因为他是安吉人，而且还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熏陶以及现代企业经营和管理理念的影响。他向我描述迪安的目标：成为诊断服务行业受人尊敬的领导者——受人尊敬和领导者一样重要。

    在企业文化这件事上，他的很多观点并不一定是独创的。但说到底，从创业者到企业家，又有多少新鲜的事呢：你先是想做个自己的公司；有了公司就想能不能做出一个品牌；有了品牌，又想能不能上市，变成一个公众公司；真上市了，就想能不能基业长青。这个过程，就像一个不断膨胀的气球，你可以把这称作欲望，也可以把这称作梦想。

    陈海斌喜欢《中国合伙人》，自己看完了一遍，还包场请员工看。他最喜欢里面一句台词：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他的女儿也喜欢这部电影，她告诉父母，电影里那些人的状态，“和我小时候你们的状态一样。”

    这其实是一代创业者的故事。陈海斌在80年代考入上海理工大学，那是他唯一离开小镇的机会。在大学里，他听到的新鲜流行语包括“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1991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杭州汽轮机厂。第二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他没想好到底去深圳还是珠海，就坐上了南下的火车。1994年，陈海斌受高中同学汪群斌邀请，加入到刚刚成立的上海复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就此进入了健康行业。1996年，陈海斌回到杭州创业：一方面是想自己做点事，另一方面则是想离父母近点。

    1998年，一张“医院暂停使用PCR检测技术”的禁令，让陈海斌面临“灭顶之灾”。此前，从复星出走创业的他正是凭这项技术掘得了第一桶金——两年时间，在浙江、江苏、山东发展了40多家合作医院，年利润也做到了100万。当时，迪安60多个员工走得只剩10个，陈海斌签离职报告时，还故作轻松地说，有机会再回来。其实自己晚上已经急得睡不着觉。

    2003年，迪安通过转型代理医疗器械，度过了危机，但陈海斌和股东们已经看到代理这条路一定会走到头——5年前的危机，让他们现在开始心怀警惕。在做医院、做体检中心、做独立实验室三条选择中，迪安选择了做独立实验室。这个模式在美国早就被证明过，国内却没有人看好，那些熟悉的医院院长直接对陈海斌说：“我们不可能把样本给你们，出了事谁负责？”

    陈海斌和股东们选择了风险相对可控的方式来推进这个项目：先投入300万做了一个小的实验室，因为迪安当时可以承受这笔损失。但是危机还是发生了——2005年6月，实验室运行一年之后，刚刚做到收支平衡，又是一纸政令，许多检测项目的收费都进行了大幅下降，实验室立刻又变回了亏损的大窟窿。“我们这次就没那么急了，一边和上游的供货商谈降价，一边和下游的医院谈让利。最后的结果是，价格下降，我们的业务量也开始井喷。因为医院把更多不赚钱的业务包给了我们。一年之后，实验室又赚钱了。”

    再下次的危机则和扩张有关：杭州实验室成规模之后，必须证明这种模式可以在异地复制、迪安的团队可以支撑扩张。2008年，他们在江苏、北京、上海都新设了实验室，公司的资金非常紧张，包括陈海斌在内的四位股东把自己的房子都抵押了：银行的贷款合同不光要他们签名，还要他们的家属签名，“其实是把全家都和公司绑在了一起”。

    很难说，陈海斌会享受这些创业过程中的风波。但他说，现在他把这些危机当做财富，遇到事，人会淡定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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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8月份，在经历了一年多谈判之后，复星和软银成为迪安的投资者。后来，陈海斌听说，当时复星内部对投资迪安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十几年前，陈海斌“背叛”复星，自己去做老板，现在我们还要支持他吗？ 不过最后，一切还是“在商言商”。复星评判了迪安的商业模式和团队，认为这个项目有潜力。而陈海斌也是在同十几家创投接触之后，选择了复星和软银。

    2011年，迪安诊断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当时，就有记者问陈海斌，作为一个创业者，觉得梦想成真了吗？他当时回答“旧梦成真，新梦开始”。第一次有上市的念头，其实是在最困难的1998年，当迪安差点垮掉的时候，复星医药却因为上市迎来了高速发展期。陈海斌第一次发现上市，除去融资以外，也能打响品牌，吸引人才，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有利，“每个做企业的人能把企业做上市，都是件幸福的事吧。”

    再回头看看，企业和个人的发展，都有很多运气的成分。有人说现在“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陈海斌觉得有道理，“生逢其时”是件很重要的事。但做企业仍然会有巨大的成就感，因为它切切实实地会改变个人、改变行业，甚至改变社会。

    上市之后，陈海斌更忙了，但他说他的心也更静了：“以前的忙，有时候是因为茫然，有时候是因为盲目，所以会心里没底，慌乱。现在虽然忙，但目标很清晰。”你可以把那些目标视为更大的欲望，但陈海斌一定会认为梦想更合适。比如迪安正在做的第三方司法鉴定中心项目，就可以视为社会法制意识增强，需要更多独立的鉴定中心，“说到底，商业可以推动公正”。

    创业17年过去了，陈海斌觉得自己站到更高的山坡之上，那里可以看清更多的世界。登山的路上有坑，但爬出来，人又充满了能量。这是个励志的故事，像《中国合伙人》一样。

    陈海斌的一位企业家朋友问他，你考虑过自己最终的结局吗？他的答案是：把自己送进自己建的养老院养老。陈海斌相信迪安会向产业的上下游发展这样会推动整个健康诊断事业的发展，“我愿意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快乐地去做这件伟大的事”。

    这种说法同样很耳熟。但陈海斌说：“作为领导者，必须自己内心相信，才能说服别人。”

    对话

    Q：桂斌 A：陈海斌

    Q：如果有机会对1992年去珠海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A：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人生30岁以前需要多做些选择。

    Q:你是从广东回杭州创业的，不过那时候，大家应该认为广东更适合创业吧？

    A：当时如果拿浙江和广东比，肯定广东有政策的优势。我1996年回来，刚开始还真不适应，觉得在政策、市场上面没有南方那么开放。但这些年做下来，发现浙江人勤奋、重视教育，浙江的经济发展很健康，靠市场规律来运行发展，所以上市企业数量、优秀企业数量都在全国名列前茅。这些都是浙江本身的区域优势。

    举个例子，当年我们决定做独立实验室的时候，浙江出台了全国第一个医学实验室的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就因为这个政策支持，杭州就走到了这个行业的前面，前三里面占了两家。

    Q：有时候选择可能是错的。

    A：那其实也是种财富。比如1998年之前我一直非常顺，人家都说创业的第一个100万最难赚，可我第一年就有了50万利润，第二年是100万。然后公司差点垮了。我意识到一个企业的发展，永远是吃着碗里、望着锅里，想着田里。

    Q：复星有很多你的同学和老乡，你又是从复星出来的。和他们谈投资的事，会不会觉得不好谈？

    A：郭广昌曾经说过：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理性，理性其实成了复星这个公司的特征。谈判的时候，虽然复星有我的同班同学、老乡、老上司，不过大家都是“在商言商”，有了这种自觉之后，反倒好谈了。后来，这个合作被证明是双赢：迪安上市，复星也获得了超过10倍的回报。其实，复星对迪安的关注，甚至超过了他们自己全资的子公司；上市之后，我也松了口气，算是对同学、对朋友、对老东家有交代了。

    Q：你是个理性的人吗？

    A：我的理性是后天训练出来的，是在这个商业环境里训练出来的。

    Q：你怎么看待财富？

    A：身家多少这件事，我觉得不重要，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财富唯一让我觉得比较好的事是，你花什么钱不用算计。上市之后，家里花得最多的钱，是在孩子的教育上。个人的生活没有什么改变。其实很多年前，迪安决定做独立实验室时，股东在一起开会，就聊起过这个话题：一年挣50万和500万，已经改变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了，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基本上成型了。

    Q：听说你的夫人也是在经商，你会在家里讨论彼此的事业吗？

    A：当然会了。她是做时尚珠宝的，我们会互相提意见。我想我的经验多些，给她一些意见，对我来说，也是放松。平时我和夫人都很忙，不过都爱快步走，有空两个人一起运动，然后就探讨家庭的问题和工作的问题。我个人觉得婚姻不一定是相处多少时间，而在于你这个婚姻的质量，在于沟通、交流、换位思考。

    Q：你最近在看什么书？

    A：我去美国的时候带了史玉柱的《口述》。我为什么喜欢史玉柱，他本身的经历就有传奇性，我原来在珠海的时候，他也在珠海，做巨人大厦，但最后失败了。后来重新创业，他还坚持自己的商业底线，把所有欠债都还清了。脑白金也做得那么成功。起码我认为他是个营销奇才。

    Q：你觉得你做企业的成就感来自于哪里？

    A：你开始可能只是个IDEA，逐步转变成规划，变成计划，通过团队执行力，最终落地，这样坚持下来，整个事情做成。你出来的东西，不仅改变个人、还改变了行业，甚至改变了社会。这个过程特别有成就感。

    Q:你觉得企业家能够改变社会吗？

    A:我觉得这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