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丁巳年

杭州御街的保佑坊，是当时街上最繁华的地段。

杭州御街的街景，当时的路面非常狭窄，最狭窄处就连两辆黄包车交会都有点困难。

雷峰塔，可以看清砖塔的具体情形。

1917年的保俶塔，真实反映了当时宝石山上的状况。

曲院风荷南面的玉带桥。

    虽然当时“除夕”的概念被强制废除了，但很多人照样除夕吃年夜饭，春节放鞭炮。胡适、陈独秀、沈尹默、刘半农在1917年3月的《新青年》上，还发表了四首以“除夕”为题的诗。

    1917年，28岁的美国年轻人西德尼·戴维·甘博跟随父亲来到杭州。这个年轻人可不简单，他的祖父是宝洁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家世显赫。

    甘博第一次来到杭州是在1908年，清王朝面临崩溃之时。那年他刚高中毕业，首次杭州之行，甘博迷上了东方文化。他尊重勤劳好客的中国人民，但也为其贫穷而震惊。这也许是影响他后来成为社会经济学家和人道主义者的重要因素吧。

    时隔9年后，甘博再次来到杭州，作为摄影师，他将手中的相机，对准了这座曾经是“世界上最华丽的城市”（马可·波罗语）和生活在这里的人民。

    农历春节不放假，鲁迅和老舍都在上班

    这座城市有太多可以拍摄的素材了。于是，便有了我们今天能有幸目睹的历史画面：衣衫褴褛怀抱婴儿沿街乞讨的母亲、长须飘飘神情坚毅的算命先生、衣不蔽体的船民幼女、手提暖炉目光呆滞的小学生、制作中的天堂伞、杼机声声的丝绸作坊、小饭店、花鸟店、乌篷船、劈柴店、庭院、山道……旧中国不同阶层人民的生活状态，一一展现。

    1917年的杭州，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

    1917年的春节，并不是所有中国人能够欢度。

    早在1912年民国政府建立后，就下令用公历取代旧历，端午节、中秋节、春节都被改成公历。新年只有1月1日至3日放假，也就是对应正月初一至初三。而“除夕”的概念也被强制废除了，自然不会放假。谁敢放假，要被处罚。

    所以，鲁迅先生在这年的日记中记下：“1月1日至3日，休息。”除夕和春节，则乖乖地上班——其时鲁迅在教育部工作。

    作为鲁迅先生的“同行”，老舍的春节也是在上班中度过的。1917年的老舍是北京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长。春节期间，老舍特地请了两个小时假回去看望母亲。回校途中，老舍在街上看到普通百姓热闹过年的情景，想起母亲一人在家，十分难受。但作为一校之长，岂能带头逃课？

    然而，习俗的力量十分强大。对于这个现在看来荒唐的法令，很多人一直在对抗。而北洋政府的统治力并不怎样，所以，在神州大地，很多人除夕照样祭祖，吃年夜饭，春节放鞭炮。

    胡适、陈独秀等“公知”，对于春节还是守旧的

    而一些新潮人士，尽管讲求新，但对于春节，却还是“守旧”的。

    譬如胡适等人。

    1917年3月的《新青年》，同时发表了四首以“除夕”为题的诗，分别是胡适、陈独秀、沈尹默、刘半农四位北大教授的献诗，同庆1917年春节。

    当时刚回国的洋博士胡适，时年26岁，1917年1月1日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而这次除夕献诗，胡适写的是一首“纯白话”诗：

    “除夕过了六七日，忽然有人来讨除夕诗！除夕‘一去不复返’，如今回想未免已太迟！那天孟和请我吃年饭，记不清楚几只碗……”

    今天来看，你也许会说：这是诗吗？

    年长胡适12岁的陈独秀的《丁巳除夕歌》云：“富人乐洋洋，吃肉穿绸不费力。穷人昼夜忙，屋漏被破无衣食。”则是关注社会现实，氛围与胡适完全不同。

    在《新青年》上过年——1917年的春节，也正因这一大帮带着崭新时代气息的“新青年”们的出现，而面貌一新，令人耳目一新，的确给人以新年新气象的时代记忆。

    这么多知名人士公开欢度春节，影响力也是很大的。一到除夕和春节，全国上下鞭炮齐鸣。政府提倡的“新新年”，还是比不上“旧新年”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