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城市规划设计应长远考虑

浙大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张国清说，要遏制或减缓雾霾危机，政府“大有可为”。他认为，在寻找治本之策的过程中，政府要在城市规划方面转变思路，在制定发展战略时应该做些调整。

过去的30多年里，由于许多地方一味追求ＧＤＰ增长，中国产生和积累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城镇化建设大潮，重化工业快速发展，能源消费和机动车保有量剧增，致使治理速度远远赶不上污染速度。

张国清指出，跟西方的城市布局相比，我们对城市的理解存在误区。我们追求的是过度拥挤的紧密型的城市结构，而不是松散的一种联合体。在西方国家，都是town（市镇）与town之间、城镇和城镇之间的相互联结。千万人口以上的巨型城市，他们很少，而且多是由历史原因造成的。他们的城市是一个面，是一个带，而不是一个点。

张国清说，人口意味着高能耗，能耗会产生污染。人口集聚的过程，可以说就是一个产生生态灾难的过程。雾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口在核心城市集中的结果。

的确要做一些改变。张国清认为，除了明显的可以看得见的产能结构、工业化、生产化改变之外，另外可以调整的，是国家掌控之下的公共资源的分布不合理性的适当改变。这个能在很大程度上减缓中心城市的压力。

张国清说，雾霾，对今天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合理性提出了质疑。雾霾要消除，必须对大城市中心主义的思想做一番深刻的反省和批判。政府有必要重新设计城市的发展方式。

过去粗放式的城市发展，应该转向注重内在变化，把城市生活品质放在第一位，在环境好的前提下发展。

危机会刺激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

当危机来临的时候，老百姓也在自我反省。哪些生活习惯增加了“环境的负荷”：乱扔垃圾，使用塑料袋、一次性物品，焚烧树叶、秸秆，无节制购物，浪费……

公众的环保意识，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在危机面前，受害又施害的我们，可以从点滴做起。少开车，少烧煤取暖，少浪费，少买大排量的汽车，改变那些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生活方式。

伦敦有强大的公共交通系统，有140多年历史的地铁是大多数伦敦人出行的首选。11条线路，全城270多个站点，每天300万人次搭乘地铁出行。市中心的地铁站之间都步行可达，密如蛛网的线路覆盖整个伦敦。

相比之下的中国城市，一个四通八达、强大的公共交通系统还远未成熟。号召大家都放弃开车而去挤公交，不现实也不必要。但是，公众依然可以从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做起。

张国清说，在交通不便利的情况下，“拼车”是个不错的选择，应该鼓励。他认为限行是合理的，促使人们原来生活方式的必然改变。现在杭州提倡某一天限行，张国清主张可以两天限行。管理部门也可以多推行跟环保有关的公共活动，“无车日”可以再多一些。干预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会改变，大家也会接受。

张国清不主张以增加税收、增加上牌费来改变人们的生活，因为这是人们生活的必需。不如通过限行，鼓励大家出行骑自行车，坐公交车，或打的，缓解交通对环境的压力。而偶尔的限行，并不会影响到大家的生活质量。同时，张国清特别指出，中国城市餐馆的浪费现象特别严重，浪费食物，其实也是在破坏环境。会引起连环反应。

环保从点滴改变，从身边做起，城市的天空有理由变蓝。